CBGG 金砖智库 5月7日
2019年4月22日，由世界金融论坛（WFF）、金砖智库（CBGG）和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RBWC）主办的第二届世界金融论坛暨主题论坛：“一带一路”北京合作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此次论坛是世界金融论坛2019春季主题论坛，主题为“开放、创新、发展、包容、共享”，分别设置“一带一路”六周年回顾与未来展望、“一带一路”与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外汇市场秩序、大湾区建设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跨境金融合作与风险防范、人工智能等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发展趋势与“一带一路”跨国金融合作创新、“一带一路”食品农产品药品产业合作暨国际标准化等议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培华与金砖智库CBGG主任兼秘书长、世界金融论坛创始人冯兴科，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世界金融论坛联合创始人马克•乌赞分别为大会致辞。
受邀出席本次论坛并发言的嘉宾还有：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鲁德，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金砖智库CBGG学术成员高培勇，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金砖智库CBGG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王忠民，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世界金融论坛联合创始人马克•乌赞，全国人大常委、香港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校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胜茂夫，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科技部原秘书长张景安，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司长、“一带一路”规划牵头起草人欧晓理，亚洲开发银行原常务副行长拉贾特·纳格，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砖智库CBGG学术成员刘尚希，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监管司副司长黄修柱，美国新兴市场论坛首席执行官哈瑞尔达·考利，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亚投行业务发展总监理查德·琼斯，“一带一路”建设第三方评估小组组长刘卫东，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金砖智库CBGG学术成员胡必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史志钦，洛克菲勒家族第五代重要成员、香港UBI集团董事史蒂文·洛克菲勒，金砖智库CBGG高级研究员、丝路产业与金融国际联盟执行理事长郭濂，金砖智库CBGG高级研究员、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人民银行金融信息化研究所副所长习辉，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一带一路”特别顾问斯嘉丽，捷信中国董事会特别顾问杨·卢什卡，招商集团董事、中白工业园首席执行官胡政，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郭明社，金砖智库CBGG高级研究员徐洪才，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美国处负责人王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台港澳中心主任杨金生、陶氏化学新疆分公司总经理王德浩等百余位嘉宾。论坛由金砖智库CBGG主任兼秘书长、世界金融论坛创始人冯兴科和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世界金融论坛联合创始人马克•乌赞等分别主持。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培华在致辞发言中首先对世界金融论坛春季主题论坛暨“一带一路”北京合作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谈到，“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核心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挖掘新的动力，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的平台。六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成绩斐然，硕果累累，已成为当今世界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普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经过六年的伟大实践，“一带一路”正在成为造福各国人民的合作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共赢之路和廉洁之路。“一带一路”北京合作论坛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前夕的这个重要时间点举办，愈加显得有特别的意义。他相信此次论坛经过深入开展对话和交流，必将在总结经验、规划未来、凝聚共识方面发挥国际化智库的重要作用，切实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迈向高质量发展。
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鲁德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六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六年中，我们已经看到中白两个国家的政治互信不断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首脑在三年当中会面不止两次，一年之中两国总理也会面超过两次。“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不断推动和加强中白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我们两国之间也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签署了很多重要的经济合作协议。目前中国已经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创新，而且取得了不断的发展。去年的时候，白俄罗斯来自中国的FDI投资超过三倍的增长。目前在白俄罗斯有超过一半的直接投资来自中国。我相信，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之间的关系会有全新的发展。就“一带一路”而言，这不仅关系到中白两国的关系，更是关系到白俄罗斯发展的国际化之路。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金砖智库CBGG学术成员高培勇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当下国际经济的发展，不可能照搬或沿用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照一下过去几十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情是不可延续的：一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或者某些国家的发展是以其他国家的不发展为前提的；二是一个国家和某些国家的发展是以牺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的。当经济全球化进入到目前的时代，我们就需要一种国际经济合作的新规范、国际经济合作的新秩序，或者叫作国际经济发展的新格局。这种新格局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说法就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世界各国要在这样一个大平台上共同谋求发展的机会、发展的路径、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这是我们在今天能够日益体会到的关于“一带一路”的一个极其深刻的体会。
高培勇表示，从2012年中国经济出现转折性变化以来，对于中国当前面临的矛盾与问题，我们高度概括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当我们谈到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的时候，意思说主要矛盾不是总量问题。当我们说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的时候，意思是说矛盾主要方面不在需求侧。因此，我们需要面对的矛盾和问题，既然和过去已经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因此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也要有别于以往。这种有别于以往的路径和方法，按今天的说法概括起来讲就是要实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在今天的中国，当谋求宏观经济的调控方式的时候，当我们谋求“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的时候，我们操用的基本的经济工作的方法和方式是在变化当中的，我们的主要立足点和聚焦点更要放在高质量发展上。按照这样一种变化的理念、变化的思想、变化的战略来重温六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总结过去六年来围绕着“一带一路”发展的轨迹、经验、甚至规律，对于走好未来的“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是十分重要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司长、“一带一路”规划牵头起草人欧晓理表示，此次“一带一路”北京合作论坛是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一次预热活动，意义非常重要。目前，中国与意大利已经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也因此成为首个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七国集团成员。为此，我要为意大利点赞！意大利做了个榜样，而且是好榜样。这几年，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了。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发达国家没有迈出这一步。这次，意大利顶着压力勇敢地迈出去了，成为G7国家中第一个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有朋友说这具有＂里程碑＂意义，会起到示范带动作用。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中来，既有历史的溯源，也有现实的考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当今世界经济陷入低增长陷阱。其中，欧洲经济复苏整体乏力，意大利更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10年内曾3次出现负增长)。如何恢复经济的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走出长期的政局动荡，是政治家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意大利的政治家是有眼光、有格局的。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借用了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从表象上看，丝绸之路是贸易之路，但实质上是东西方不同民族、不同人民、不同文化交流的统称，是文明交流之路。它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地区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成为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东西方交流合作的友好象征，是世界各国人民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今天习主席借用丝绸之路这一极具包容性的历史符号，提出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呼吁各国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必将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
金砖智库CBGG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表示，今年适逢“一带一路”倡议六周年。如果用时间的维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这件事情，正好“6”是一个发展当中的重要的上升节点，我们中国人一般把它三六九朝上走，到“9”的时候已经需要在这个闭环当中走到另一个闭环当中去，重新创新，而“6”是到“9”的一个持续上升的阶段，而“6”相比较“3”来说，它维度、广度、深度都比“3”好，而“1”只是它的起点而已。如果从这个意义的数字概念和时间维度的成长曲线的逻辑来看，从“1”到“3”的升华和提升，是彼此生产要素基于布局、基于生产场景的进一步升华；从“3”到“6”的提升，是制度端、服务端、金融端的一致性、有效性和相通性。如果有了服务端的、金融端的制度模式的互相平衡、互相有效的接对和延展，才能达到“6”这个阶段的真正的基础设施。如果这些都有的话，我们基于“6”的这个阶段才能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服务端、制度端的共同的基础设施，才是我们在“6”这个概念中今天看起来最值得发展、最值得拥有的。
全国人大常委、香港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表示，“一带一路”政策是我国在新时代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大湾区的建设和“一带一路”政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我们也希望通过大湾区中对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形势、政治制度之间融合的探索研究，为“一带一路”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政策互联互通提供经验。香港在大湾区有着重要的角色，在《大湾区纲要》出台以后，从政府到民间组织都在推动香港和内地在交通、医疗、福利、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政策的互联互通。在推动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要想达到互联互通的目的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标准的统一化，只有大家用统一的标准来发展重要的产业才能做到真正的融合。大湾区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大家都知道港珠澳大桥已经顺利通车了，它不仅是现代世界四大奇迹之一，更是开创了香港、澳门、珠海三地的共同合作的先河。三地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建筑标准和管理模式。当中如何一项差异均对大桥能否取得成功带来巨大的挑战。为克服这些差异，粤港澳成立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共同放权管理局贯通三地的交通，以经济、文化、建筑的广阔的视野来建设、运营、维护和管理大桥。事实证明在大桥管理局的带领以及协调下，三地之间各项差异均已被一一克服了，且充分说明不同地区的合作，统一标准创新的管理模式是可以取得成功的。这对“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案例。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校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胜茂夫表示，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了演讲，提出的“一带一路”这样一个概念。我自己的观点里面，从2013年-2017年的时候，我个人认为的第一阶段，就是前四年，为成型阶段，在第一个四年，我们已经创造出来了很好的基础设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打下了“一带一路”的开局之年。随后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举办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北京合作高峰论坛。从2017年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是到了实施阶段，经贸投资活动以及营商环境的塑造等方面取得了全新的突破。当我们回顾过去六年的发展，我们已经踏入了第三个关键阶段。我们现在需要更加具有前瞻性的态度以及思维引导我们的发展，所以这意味着在第三阶段，我们需要不断巩固我们的发展，而且能够不断促进、塑造更好的一些基础设施来不断应对挑战，我们要更加关注到文化差异下的民心相通，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以能够以非常聪明、有效的方式进行投资，要更加关注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同时要更加关注透明的营商环境，以及吸纳年轻一带到“一带一路”这一伟大倡议之中。
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科技部原秘书长张景安表示，纵观世界的发展史，科学技术是是人类进步的巨大动力，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是全世界科技界共同创造的。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可能改变。当今世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人工智能、石墨烯、大数据、云计算、量子通讯、电子商务、商务工程、基因治疗、癌症疫苗、干细胞、新能源、新材料等层出不穷，颠覆性的创新随时可能出现。科技创新正在改写着发展轨迹、科技创新重塑世界经济的结构与经济的格局。“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与合作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与趋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在科学创新方面，任何国家想单打独斗都不可能。在创新的征途上开放的系统充满着活力，封闭的系统必将淘汰，人类社会科技创新发展在开放、包容，协同创新、互利共赢中滚滚向前，蓬勃发展。让我们高举“一带一路”的旗帜协同构建更加高效的互利共赢的创新新局面，携手创造灿烂的明天。
亚洲开发银行原常务副行长拉贾特·纳格在“一带一路”跨境金融合作与风险防范环节发言时表示，“一带一路”不同的国家的金融行业发展水平也不同，如果以同样的方式促进每个国家的金融行业的发展，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深入发展的金融市场可以发展出一个地区性的模型，比如泰国、老挝可能是一个模型。只有注意到不同国家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实际情况，才能形成更好的金融合作。关于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尤其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的基础设施的项目，我们的公共行业当中应当有两个大的挑战需要去应对，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是非常重要，就是PPP合作方式非常重要，其中风险管理就是最核心的一环，如果所有的风险由私营部门完全承担，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认为这当中公共领域以及私营领域的共担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在亚洲的经验证明，私营领域不论是亚洲还是说在亚洲以外的地区，他们实际上都是非常希望能够对于亚洲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但是这个障碍在于治理的方式，包括争议的处理问题、风险共享的问题以及如何去分担风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政府政策当中或者法律当中一个重要的制度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砖智库CBGG学术成员刘尚希表示，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这当然有各方面的因素，我觉得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个不确定性有它的内因。从人类历史来看，农业社会的变化是以千年为单位的，农业社会过了两千年可能才有一点点改变。而工业社会的变化是以百年为单位的，过了一百年可能人类社会的变化就已经很大了。而当今信息社会的这种变化，却是以十年为单位的，过了十年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已经是很不一样了。从我个人，我想在座各位都有这种切身的感受，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的这种变化越来越快。在这种变化中，他会内生出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我们的理论、观念、法律、制度、世界各国交往的规则、全球治理的秩序都已经跟不上这种快速发展的变化，这样就导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其实我们还可以从经济层面来看。全球的经济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全球的分工在不断的深化，突破了各个国家的疆域。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全球的产业链，全球的供应链、全球的金融链，全球的债权、债务关系。那么在这种链条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种不确定性也会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实际上都是导致了这个世界越来越大的这种不确定性。
刘尚希表示，“一带一路”实际上在为这种世界的不确定性注入确定性，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基本观点。“一带一路”为何会为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确定性呢？其实我们分析一下这种不确定性的基本类型就可以发现,“一带一路”它确实在起到注入确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当今世界的这种不确定性简单的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另一个方面，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中间，各个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却并没有跟上这个步伐。这个基础设施既有传统的基础设施，也有新型的基础设施。传统的基础设施与陆、海、空的交通，这些方面的基础设施是没有跟上的。在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明显。而一些新型的基础设施，像金融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数字化这方面的基础设施事实上也没有跟上的。一方面越来越一体化、联系越来越紧密，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却跟不上。那么这样实际上也会导致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它是放大的。这些年来，“一带一路”建设恰恰在这个方面发挥了作用，“一带一路”已经有了六年，取得了重大进展，也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为世界、为区域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确定性，这是有目共睹的。这有很多的评价报告都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说“一带一路”在为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越来越多的确定性，这是一个逻辑，也是一个事实。那么“一带一路”怎么样进一步发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的作用呢？世界各国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需要投资的，而投资其实就涉及到两个主体：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府。既需要市场的投资，也需要政府的努力。在传统的理论认为，基础设施领域是市场失灵的领域，这个只能由政府来办，只能由政府投资，但实际上现在有新的模式，可以化解这种政府投资的不足，这个模式实际上就是PPP。PPP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地发展，我认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PPP还应当进一步的推广推行。市场在这个里面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中国在PPP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这方面有经验也有教训，但是总得来说在不断推动PPP这种新的模式快速往前发展。
刘尚希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快速的改进与PPP这种模式充分的利用是分不开的。尽管在中国利用PPP这种模式从理论上或者从政策文件上，这个时间并不长。但是在实际上，比如20年前用的BOT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政府、企业的一种伙伴关系。实际上就是PPP，尽管过去没有PPP这个概念，但是中国实际上是在用的。所以中国的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与这种模式的利用是分不开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应当充分发挥国际上已经在广泛应用的PPP的模式。因此要推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深化认识PPP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要完善政府的相关法律、政策、标准、流程。另一个方面。PPP市场在各国之间要相互开放。这样的话就可以为PPP这种模式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设施的连通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这个里面就涉及到许多非常多复杂的问题，因为PPP不仅仅是政府与资本和企业简单的一个合作，而是涉及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种复杂的交易结构，这用传统的理论是很难解释的，需要不断的创新。我认为，我们利用“一带一路”北京合作论坛这种合作平台，论坛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来推进PPP，推进世界各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实际上也可以为其他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参考。
美国新兴市场论坛首席执行官哈瑞尔达·考利表示，习近平主席发起了“一带一路”的倡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具有极大意义的国际倡议，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变成一个具有全球性、国际化的倡议。目前，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缺少制度能力以及制度的建设，这给“一带一路”投资带来了挑战，我们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的能力，尤其把中国的资金投入到其他国家，要提前对这些投资风险进行评估危险以及进行风险的防控。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金砖智库CBGG学术成员胡必亮表示，“一带一路”构建全球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新机遇。我们经济学界有一个“双缺口”状态。什么叫“双缺口”？贸易是一个缺口，就是贸易是逆差的，大量是进口，出口很少。所以你的出口减去进口是一个缺口，而不是一个顺差。投资也是一个缺口，你用储蓄减掉投资之后也是一个缺口，也是不够的。在这种“双缺口”的情况下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几乎不可能。在“双缺口”的情况下怎么促进这个国家的发展，靠他自身很难，一百年、两百年都很难。那就只能靠外资，外资有两种：一种是外部援助，一种是外部的投资。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有外面的资金进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也是这样。所以对“一带一路”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一定要采取各种方式吸引外资进来，打破传统的这种状态，把基础设施搞起来。但是基础设施搞起来一般目的并不是把基础设施单纯做好而已，而是把基础设施做好以后，吸引更多外资来，能够促进它的出口。这样把“双缺口”变成“双剩余”，或者有一个是剩余的，这个国家的造血机制就建起来了。如果这一套建立不起来就非常麻烦。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困难就是“双缺口”，如果没有外来投资，很难有希望。
胡必亮谈到，“一带一路”正好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陷于没有希望、甚至绝望的时候，“一带一路”来了。“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外资到来了，中国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中国是“双顺差”，改变了“双缺口”的状态。靠谁呢？靠我们自己吗？不是的。我们改革初期日本给我们很大帮助，第二个世界银行给我们很大帮助，我曾经在世界银行北京办公室工作过几年，那个时候我们每年用世行的钱，我在的时候一年就30多亿，10年就300多亿美金，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有这么多钱相当不错，再加上华侨的资金，三股投资力量帮助中国改变了“双缺口”的状态。我们现在投资是大规模的顺差，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大规模的积累，我们国有企业有大规模相当多的剩余，每年赚很多钱，私人老板也有剩余。所以这个时候，中国的资本从投资角度来说，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剩余。很多人怀疑中国搞“一带一路”的投资是不是有政治目的？有什么政治目的呢？中国改革开放积累了40年，积累了这么多钱，必须找投资的机会，而相当的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双缺口”的状态，中国的钱如果能进到“双缺口”的国家是多好的事，这是从经济学上的一个解释，所以这就是一个互利双赢的。
胡必亮表示，“一带一路”在这个时候给全球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相当大的福音，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是一个福音，否则一直“双缺口”下去就没有希望。“我上周刚从埃塞俄比亚回来，一个国家进口一百多亿美金，出口30亿，每年贸易逆差就接近一百亿，他还有什么希望？必须靠相当多外资进去之后培养他的造血机能，埃塞俄比亚非常欢迎和拥抱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是这个原因。”
“一带一路”建设第三方评估小组组长刘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