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砖智库CBGG 时间：2019-01-03
近日，由金砖智库CBGG等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报告——展望2019经济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金砖智库CBGG学术成员贾康、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和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并围绕“展望2019”这一主题，与会嘉宾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金砖智库（CBGG）主任兼秘书长冯兴科代表主办方在会上发表致辞，他表示，2019中国经济，可用四个字来概括：“稳中有变”。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外部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复杂的变化，这种变化恰好发生在中国经济当前全力进入高质量转型、调整结构的关键阶段，在内外矛盾问题互相交织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2019年将面临着不确定性和下行压力。
冯兴科谈到，目前，各方智库针对2019年中国经济的政策清单和政策主张大概如下几个方面：1、扩大基建和地产投资；2、大规模减税降费；3、扩大货币供给；4、放松银行监管。这些政策主张和政策清单会不会有效？会不会重蹈十年前的“大水漫灌”？2019年中国经济形势到底怎么看？怎么干？这是我们今天所有智库专家不得不面临的“2019中国经济之问”，期待通过权威专家们的研讨，为2019中国经济提供政策思路。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
吴晓求就“2019中国经济之问”表示，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沿着改革开放这个思路走下去。他指出，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首先要解放思想，其次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激活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三是要继续推进开放，要尊重国际社会所形成的规则，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推进开放。四是要审慎利用一些政策，尊重市场规律。
吴晓求指出，要怀着虚心的、安静的心态，怀着对国家未来负责任的心态发展经济。“我认为未来只要推进改革开放，只要尊重基本常识，只要能够激活市场主体的活力，尊重创造财富的企业，中国的未来碰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解决。”
“怎么看待银行的表外业务，包括影子银行？有人把它邪恶化、妖魔化，觉得它扰乱了中国金融的秩序，觉得它是未来中国金融危机的来源。我完全不认同这个看法，我认为银行的表外业务是传统银行的创新。”吴晓求认为，中国金融的创新，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创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表外，直接通过表外，因为表外不消耗资本，表内过度消耗资本，表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还有一个是技术创新，就是业态创新，这是两个创新之处。影子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特别是在现阶段，把很多创新妖魔化，只会使中国金融回到非常传统落后的地位。中国金融这些年在市场脱媒的推动下正在出现某种结构性变革，使得中国金融开始步入现代金融的趋势之中。金融监管要观察中国金融的发展趋势，要把握金融的基本规律。
金砖智库CBGG学术成员贾康
金砖智库CBGG学术成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从财税政策角度对2019年进行了展望，他谈到财政是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全局的，是服务于最高决策层战略方针贯彻落实的。在服务全局的视野之下，跳出财政看财政首先要对于宏观经济大势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
贾康认为，当下中国宏观经济这个大的形势遇到了不确定的外部冲击，困扰了经济运行，在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的一面，确定性的一面就是我们可选择的、应该努力做好的事情。2019年我们具体的政策方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最近特别强调的，必须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通过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来释放中国经济的潜力和活力。中国的发展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和纵深，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有可观的高速增长期。
贾康表示，按照全面小康以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35年前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我国中长期战略愿景和目标，当下我觉得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是必然选择，在中央决策层面已经非常明确要求了，财政整个分配体系在政策特点上就是要更加积极。所谓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显然是服务全局的积极，首先就是财政政策必须考量怎样掌握总量方面的调控；其次，财政政策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有别于货币政策，应该在优化结构方面更多地从宏观层面发挥它应有的特定功能和作用；再次，中国要完成经济社会转轨，财政还必须动用公共资源去积极推进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改革，财政过去在支持改革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不光要把钱花出去支持各种方方面面应该得到支持的经济活动，同时还得花钱买机制，无论是经济增长也好、区域发展也好，民生改进也好，这个钱怎么花的机制，一定要考虑。这三个维度缺一不可，它都应该纳入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这个“积极”的含义中。
贾康认为，在总量方面赤字率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现在官方说法今年赤字率是2.6%，当然这是安全区之内的状态，下一年度通盘考虑以后我觉得至少可以提到整数“3”这个关口，“3”的意义代表心理作用的特征。当年马约签定的时候，欧盟成员国约定的关口就是3%作为预警线，当然它并不是有人所说的所谓“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美国人不认、日本人也不认，这是欧盟成员国自己签马约的时候认的。后来实践中世界经济危机来了，希腊、葡萄牙等相对小的经济体守不住这条线，就是德国、法国也曾在一段时间里失守这个3%的控制线，但毕竟有一个防范风险的积极意义，如果中国在2019年提到3%，我觉得在控制风险方面没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赤字率的3%也不是绝对不可逾越，如果明年是3%左右，后年、大后年有必要再适当提高一点也不是不可想象。
贾康表示，按现在中国弥补赤字的机制，其中应有之义就是要适当扩大举债规模，公债中国已经有了规范框架，除了国债之外还有地方债，中央层面按照国债名义所举借的债务和地方层面按照地方一般债务和地方债、专项地方债合在一起的举债，它和GDP之比的这个指标叫做“公共部门负债率”，中国现在官方指标明显是在安全线之内的。“当然，很多人关注的是在地方隐性负债这方面做怎样的判断，确实没有权威数据。我不认为中国地方负债像有人所说的会形成多么大的系统性风险。但我们还是要防范于未然，要警惕地方隐性负债，关键是分析地方隐性负债在现在的发生机制，特别是优化机制这方面高度关注，在新的运行条件下关注地方隐性债的问题。”
贾康谈到，中国的工业化伴随着城镇化所要求的有效投资从中心区域到农村区域其实俯拾皆是，这是我们所谓的回旋余地和潜力空间，世界最典型新兴经济体巨大市场潜力给我们把握确定性提供的客观基础。在扩大内需这个概念上有现实需要，扩大内需对应的首先是有效投资。“扩大内需的投资和消费方面要形成有机联动，我不赞成把“扩大消费”放在前面单纯加以强调，可持续的消费一定是有效投资。”
贾康表示，财政政策要配合货币政策适当给经济更多加入流动性和扩张的刺激因素。中国的减税首先是一个总量扩张的特征，符合经济学已经形成政策的基本经验，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非用不可的政策手段，在减税的同时，要结合中国税制改革，结合中国怎样走向现代社会并形成现代税制的改革的客观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能简单照搬特朗普减税的套路，美国的税制结构是非常典型的直接税为主，中国恰恰相反，是间接税为主。”贾康表示，我们的间接税最有影响的就是营改增之后的第一大税增值税，中国要把增值税的标准税率再往下降，三档税率要努力收缩成两档税率，这都是明后年要积极考虑的事情，另外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25%是不是可以适当降低？已经对中小企业说了，减半征收覆盖“十三五”，到2020年之后面对“十四五”是不是要延续对中小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这都是需要一并考虑的，小微企业减半征收办法也是要更加优惠的，这是中国已经在做的事。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适当降低的同时也要考虑鼓励企业研发创新，它的所得税税基的加计扣除有没有可能再往上提，比如提到200%。另外，间接税往下调整并不是税制改革的全部，中国还必须在减税同时考虑到怎样贯彻中央所说的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这是必须纳入系统工程通盘考虑的。
贾康谈到，收入再分配关系到结构优化问题，财政对于弱势群体的支持要用钱，财政的结构性减税后面跟着结构性优化要求，也必须处理好。直接税的制度建设就是要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更着重于促进社会和谐，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机制发挥调控和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在中国难度很大，我们现在直接税在整个收入里的比重是相当边缘化的。全社会其实都对于收入分配问题高度关注，但收入分配里怎样啃硬骨头，有一个依法税收法定条件之下的再分配收入调节机制，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制度建设任务。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从经济发展动力角度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建言献策。他认为，城市化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李铁表示，如果按城镇化每年0.8个或0.6个百分点的增长，到2030年还有将近2亿人要进入城市，就是5个亿，将会有巨大的人口纳入城镇化增长的空间。中国现在还有15年到20年城市化的红利期，如果我们把红利期的内需放掉，及早地把外贸当做中国的主要战场，我们面临的国际制约会大大加强；可是如果我们充分利用了红利期，既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同时释放各种潜力，那么我们会顺利度过经济发展和宏观政策遇到的瓶颈期。
李铁认为，城镇化对农村、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大概会在以下几方面具有重要的深刻含义：一是乡村振兴。关于乡村振兴，事实上如果农民不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乡村振兴是没办法实现的，现在农民户籍人口8亿，人均占有1亩多地，真正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让农业人口大幅度下降，才能实现城市和非农产业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道理。
二是拉动消费和投资增长的发动机。农民进城一定要把他们的长期消费从农村转向城市，这样就会带动城市的消费增长，如果现在有5亿人口进入城市，现在的城市规模是多少？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140个，全世界最多；千万人口城市6个；500万以上人口城市21个；5万人以上建镇的1000多个，大概有1600多个城市。如果再增加5亿人口，城市规模还会扩大，城市数量还会增加，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间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都会巨幅增长，拉动消费投资潜力巨大。
三是带动就业。我们研究中国未来的就业增长，肯定工业就业人数在下降，这是一个发展趋势。但根据发达国家的规律，城镇化率到50%以上，服务业就业会大幅度增长；城镇化率到了70%和80%，服务业就业占主体。可是中国现在服务业就业和工业相对平衡，还没有超出工业，但未来有巨大潜力。“城市发展会容纳大量的服务业就业，但现在大城市对人口是采取排斥措施，这块具有巨大的就业增长潜力，但被我们放弃了。”李铁说。
四是城镇化是科技创新的载体。无法想象没有城市何谈互联网，何谈人工智能，何谈现在所有的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它都是基于城市产生的。8亿多网民中大概6亿网民是在城市居住，还有2亿是在城市间和农村。如果城市再增加更多人，让大家都来享受互联网，我想这对技术的推动力是巨大的，共享经济的产生、各种智能运用的产生都有了前提。为什么欧洲、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在互联网科技变化上落后于中国？尽管中国的消费水平可能不如美国高，但中国有大量的城市人群，基于城市为载体的技术和创新革命一定依赖于城市化。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关于房地产，李铁认为，房地产销售面积和汽车销量、汽车产量、部分家用电器的产量等基础性产业的关系都是正相关，能拉动经济增长。“没有房子谈什么实体经济？”
李铁表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经过了30年高速增长，但它们的人口规模小。在城镇化高速增长时期，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最快，但城镇化一旦进入稳定期，达到了饱和期，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韩国如此、中国台湾如此，日本也是如此，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现在还有15年到20年城市化的红利期，如果我们充分利用了红利期，既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同时释放各种潜力，我们会顺利度过经济发展和宏观政策遇到的瓶颈期。
“很多人说中国的房地产走到头了，这样的说法搞错了时间。”李铁认为，以日本和美国为例，它们的城镇化早已实现，没有人口的空间挪移和住房的各种变迁，它们的房地产业不可能带动经济发展。只有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实现了人口的大迁徙、大挪移，才能带动各种要素空间的变化，才能真正刺激经济增长。中国现在还有红利期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中国现在有一手好牌，这个好牌的核心在于怎样推进城镇化。
李铁认为，宏观经济增长水平可能会制约城镇化发展，中国城镇化可能会出现放缓迹象。但这里有个最大的现实是，中国有14亿人口，这个大市场得天独厚，纵观人类历史，当市场越大，发展潜力就越多。对于其它国家来讲，它想寻求市场要通过战争、通过贸易格局的改变来把全球化纳入自己的市场，可是中国有办法，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市场。
李铁表示，未来2019年或更长远一段时间，城镇化不确定性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格局。如果城镇化得到贯彻落实，不仅仅农民进城的潜力得到释放、土地的潜力得到释放，而且中小城市的潜力得到释放、投资的潜力得到释放。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从亚开行的国际视角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做出了分析。他表示，根据亚开行的预测，中国今年的GDP增速可以达到6.6%，明年GDP增速为6.3%。他分析称，2019年，中性宽松的货币政策还会继续，银行贷款还会稳定增长，出于防金融风险的考虑，对于影子银行的业务恐怕还会有一定的限制。财政方面的支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冲其它方面的不利因素还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房地产市场会有所回稳。
庄健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从总量来看，全球经济总量的15%来自中国，全球GDP增长的三分之一也是来自中国。中国现在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对“新常态”的理解是两个方面：一是速度低，不会再达到8%以上，同时质量会大幅度提高；另外是过去高度依赖低成本，逐渐转向为依赖高附加值。
庄健谈到，关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讨论前几年也非常热，很多人认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还会达到8%以上，持续很多年，但更多人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很多方面呈下降趋势，已经会低于8%，但具体水平还未形成共识。亚开行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增速7%-8%的可能性非常小，6%的可能性很大，有些年份还会低于6%。
庄健表示，如果要使中国经济未来高质量发展，一定要在制度创新方面进行更多投入，金融、财政、体制方面的创新，尤其是要增加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使得创新对中国经济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向高附加值、高质量方向发展。
“中国目前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的阶段，但这个阶段实际上处于不上不下，面临陷阱的困境。向上中国的科技进步、增长模式还未达到，没法和高收入国家进行PK，也会遭受高收入国家的各种阻挠；但同时要往下走恐怕也很难，因为劳动力成本、各方面成本已经提高，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很多制造业领域已经从中国制造转到了周边其它国家，这时中国也很难和低收入国家PK，很尴尬地进入到了中间的状况。”庄健说，对这种状况，很多经济学家做了研究，很多曾经增长的明星国家经过20年、30年、50年的发展，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时髦的词，中国经济有点像“三明治”，被夹在一起，就是描述同样的现象。
“如何激发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如何让科技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离不开改革，这些年中国遇到很多挑战，中国通过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应对风险，使得中国经济保持稳定，这一点应该说成绩还不错。”庄健谈到，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增长拉动力，由过去的投资和出口逐渐转向为更依赖消费。这里的积极因素包括工资增长、税负下降以及政府对重点的社会发展领域增加了投入和支出。消费升级、消费增长以及中国对外开放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这些年中国服务业超过制造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力量，贡献率已经超过工业，这样的增长反过来对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稳定也带来了非常好的作用。
庄健表示，2019年，我们认为中性宽松的货币政策还会继续，银行贷款还会稳定增长，出于防金融风险的考虑，对于影子银行的业务恐怕还会有一定的限制。财政方面的支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冲其它方面的不利因素，还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特别重要。关于房地产市场，我们认为会有所回稳。不过有关方面的风险也值得关注：适度放松、中性放松货币政策会带来一方面的风险——不良贷款的问题，虽然真正意义上不良贷款率不是太多，但大家对这块特别关注；另一个就是关于中国的债务问题，今年从数据来说企业的负债会上升，特别是地方债务也在提高，还有城乡居民家庭方面的贷款，虽然量不大，但增长幅度非常快，也引起大家的关注。
